印度学者访华后坦言：被中国人叫“阿三”，不是因为我们穷，而是因为我们是西方走狗

印度资深政治家艾亚尔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观察到，每当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西方表现出过度的依附姿态时，“阿三”这个称呼就会出现。 他认为，中国人嘲弄的根源，是印度在美中博弈等国际问题上始终没有摆脱对西方的战略依赖，被视作“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这与印度自诩的“不结盟大国”或“世界第三极”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就“阿三”聊聊印度这些年来的发展与变化。 “阿三”全称“红头阿三”。 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征召大量锡克族人到上海租界充当巡捕。这些印度巡捕大多是锡克教徒，习惯在头上缠绕红色的头巾这些巡捕在执行任务或面对英国上司时，常会称呼“Sir”（先生）。 上海市民在吴语方言中，习惯在单音节词前加“阿”字，于是将“阿Sir”的发音讹读成了“阿三”。 也有说法为，这些印度巡捕当时因为语言不通，在与上海市民交流时，常常使用英语“I say”作为口头禅或语言停顿。 所以，“I say”变成了谐音“阿三”。 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英国人除了征召印度人到上海做巡捕外，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调集了印度殖民地的士兵2000人。 这些印度兵主要来自马德拉斯第14步兵团、马德拉斯工兵团以及孟加拉志愿兵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国派出了总兵力约为11000人的军队，在这支部队中，包含了约6000名印度雇佣兵。 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再次从印度大规模调兵。关于此次调兵的具体人数，不同史料记载略有差异。 有资料显示，英国派出了约10000人的部队，且大部分为印度陆军士兵；另有档案记录显示，英国从印度调集的士兵数量达到了约2.3万人。 说回印度巡捕，除了上海以外，当时的镇江、汉口等地的英租界也招录过印度巡捕，但规模远小于上海。 1943年租界被汪伪政府接收后，这批印度巡捕也随之解散，其中的大部分印度巡捕离开了中国。 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始于1858年。 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被镇压后，印度武装反抗不再是主流。 1919年，为抗议镇压性的《罗拉特法案》，甘地发起首次全国性非暴力抵抗运动，号召人们以罢市、绝食等方式反对该法案。 《罗拉特法案》赋予了印度总督及各省殖民当局极大的“非常权力”，具体包括： 无令逮捕与无限期拘押：警察在没有逮捕状的情况下，可对任何涉嫌颠覆政府的印度人进行“预防性”逮捕和搜查；被捕者可不经公开审讯被无限期拘押。 剥夺辩护权与上诉权：被捕或被拘押的印度人不得聘请律师、证人和辩护人；取消陪审团制度，由当局3名法官合议作出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限制集会与强制居住：当局有权限制群众集会规模，警方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甚至有权命令有碍社会治安的“危险人物”到当局指定的地点居住。 可以说，《罗拉特法案》将甘地推向了印度独立斗争的最前沿，开启了印度政治史上的“甘地时代”，不可逆转地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 1930年，甘地发起了著名的“食盐进军”。他带领数千名信徒，徒步400多公里到海边自制食盐，以此抗议英国对食盐的垄断和重税。 面对警察的棍棒，甘地坚持非暴力原则，队伍不反抗。 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双方力量的悬殊，甘地反对暴力革命，对超出“非暴力”范围的群众斗争往往采取敌视和谴责的态度，甚至以此为由中止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与甘地非暴力抵抗运动不同，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认为非暴力不足以赶走英国人，主张用“斗争和牺牲争取独立”。 如果说甘地代表了印度独立运动中“非暴力不合作”的温和路线，那么鲍斯则代表了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和军事手段彻底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激进路线。 1945年8月18日，鲍斯在乘坐日本军用飞机飞往东京的途中，于中国台湾松山机场起飞时坠毁。鲍斯因严重烧伤，于次日在台北医院不治身亡。 然而，关于他的死亡真相至今充满争议。许多印度民众不相信官方公布的空难死讯，甚至甘地也曾怀疑鲍斯“依然活着”。 印度独立后，尽管在政治上实现了主权独立，但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外交战略以及文化认同上，并没有彻底清除英国的殖民影响，而是保留了英式政治体制和英语教育体系。 印度精英阶层天然亲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高度亲近。 西方国家也常常基于这种“民主制度”的同源性，将印度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 英国等西方国家依然掌控着印度的定价权、信用评级和交易规则。 印度一方面以“不结盟”运动领袖自居，追求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却又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展出远超“不结盟”范畴的深层联系。 特别